那是七、八十年代交汇的时期。知青们离开故土上海已经十来年了，年届三十岁上下的大龄青年，谈婚论嫁一时紧锣密鼓；八、九十年代，知青第二代大多已经到了入学的年龄，为了后代们能够得到比较好的教育，只要家里父母条件允许，都纷纷将孩子送回上海读书；到了九十年代中后期，知青后代大多年满16周岁，符合上海对知青子女报进上海户口的政策要求，许多“外地小囡”像雨后春笋般地移植进入上海，在大都市里成长。

那些还没有回去的上海知青孩子的家长，唯恐政策有变错过机会，为孩子将来 进步、也为自己今后落脚，争先恐后地搜罗各种材料，在故土大上海抢占一席位置。

大平和志超都是上海人，在同一所乡里的中学教书，而且都是讨了本地的姑娘做妻子，连儿子的年龄也一样：大平的儿子丁丁离16周岁还有3个月了；志超的儿子小宣离16周岁也只是半年。

这年夏天，志超的妹妹妹夫从上海赶来，除了来边疆看看玩玩，主要是奉父母之命领侄子小宣回上海，准备报户口、上高中。住在隔壁的大平心里很不是滋味， 虽然老婆孩子知道他的难处，都装作对志超家里的这回事儿视而不见，但大平总觉得亏欠了妻儿 何似的，心里七上八下。其实，大平母亲还健在，前些年大平为了儿子回上海读书的事，也没少跟母亲提及，原先一口应承的母亲到后来却不知为何总是推三推四的不干脆。大平也体谅母亲，与弟弟一家住在一起，不愿意与他们关系弄僵，有时还得奉承着他们，母亲知道儿媳的厉害。

大平就跟弟弟商量，弟弟总是叹苦经：家里拢共不到20平方的两间房，我和阿芳住一间，母亲和你侄女蓉蓉一间，再也容不下外来的人了；再说，蓉蓉今年上初中，总得有个良好的 进修环境吧？

大平想起志超曾说过，万一丁丁在上海住宿有困难，就住他们家，他们家房子大一点。这在大平心里是没有办法的办法， 因此大平跟弟弟说：这我都知道，我的意思是先把丁丁的户口报进上海，拖久了谁知道这政策会不会改变呢？住宿有 难题，再想其他办法。

弟弟支支唔唔地说：那我和妈妈、老婆商量商量。

这一商量，便石沉大海再无讯息。

眼见得志超家的小宣就要启程。

志超一早过来催问大平：我要托朋友买火车票了，丁丁一起走吧？跟我妹妹妹夫回去你就放心，保证把你儿子安全送到家。

大平说：我跟他妈妈说一下。

大平妻从里屋出来，干脆利落地说：孩子不去上海了。

志超不明白了，昨晚不还说得好好的？他见大平没言语，一时也僵持在那里不动。丁丁失望地看看父亲，望望母亲，低头走了出去。也许是自尊心和 责任感的驱使，大平故意 提高了嗓门说：去上海！

一个“去”字说出口，其实是缺少底气的。当晚，大平躲到学校值班室给上海家里打电话。

他怯怯地告诉弟弟：放暑假了，你侄子想到上海来看看。

弟弟好一会儿才说：唔。可上海现在热得煞人。

大平说：顺便也了解一下上海报户口的情况——

弟弟不语。

大平追问了一声：在听吗？

弟弟答非所问：丁丁一个人回来路上能行吗？

大平清了清嗓子，也没作正面回答：你记得我那年来东北插队落户，人还没丁丁高，一件棉大衣穿在身上就像袍子，罩住了两只膝盖骨。你才12岁，送我到彭浦火车站，汽笛响了，你拉住我棉大衣的两个下摆，不让我上车，爸爸越劝你哭得越凶，弄得我也跟着你一起哭，那年，我自己也才刚满15岁啊！

弟弟说：那都是将近30年前的事了。

大平继续说：可往事还历历在目。记得你省下早点的钞票，临走花了1块8毛5给我买了一只口琴，你知道哥哥十岁就会吹口琴，可到15岁才拥有弟弟送的口琴。

弟弟也叹息道：现在的15岁年纪完全还 一个孩子，那时却要跑到边疆去当农民，活生生一个童工，完全可以顶牢不去的！

大平苦笑了一声：当时谁还敢不去啊？另外，我先离开上海了，按政策你就可以留在上海了。

弟弟又一次不语了， 怎样转来转去还是离不开去、留上海的话题啊？

大平向弟弟摊开了正题：我这一辈子已经没有回上海 职业的奢望了，可我不想让我的下一辈，永远生活在偏僻山村，希望孩子能够接受更好的教育，我们毕竟是上海人啊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