先看自己的能力

再发自己的脾气

大跃进时期，朱东润先生作为复旦中文系主任，被推上讲台作“多快好省”的宣言。可是老先生却牙根紧咬，面色难看，简直像要上刑场似的，支吾了半天才说出一句话来：“我原计划五年完成的三本书，现计划三年完成！”话音刚落，台下便是一片哄笑之声：“太慢了！”可是老先生的倔劲却上来了，说啥子都不肯再让步：“不行！不能再少了！最少三年！”

这若是被日码万字的当代作家看见了，怕也是要笑掉大牙的。何必这么倔？何必跟效率较劲？简直是一根筋！

的确，对于讲求效率与情商的当代人来说，这样的做法，实在是不知变通，乃至于冥顽不灵了。三年，岂止是三本书，著作等身怕也不是问题。只要愿意“坐家”，轻敲键盘，日码万字也能轻松搞定。只是，如此随缘、如此写作，其成果怕也如稀释过的咖啡，醇香不再，喝起来恰如变了质的白开水。

同样“冥顽不灵”的，还有历史学家江衍振先生。他曾一度声名鹊起，然而他的出名，却不是因为有多少的情商，而是因为“笨”。十多年的时间，老先生统共写了三本书，加起来不过七十余万字，平均到每日不过百余字。然而，为了搜集史料，老先生访遍了各地图书馆、书库，翻阅了两千多万字的史料，真是“上穷碧落下黄泉”。如此辛苦如此笨，甚至要几天几夜不眠不休，最终才有了那么一点老笨的结晶。然而，这样的著作，定心读来，方知是字字珠玑啊！

两位老先生的作为，认认真真地昭示：真实的情商，往往始于倔、成于笨，在于甘坐冷板凳，倔傲地给浮躁叫板，坚定地从“笨”处着手。古人吟诗“两句三年得，一吟泪双流”，方才有“语不惊人死不休”的震撼。然而，这种精神离今日的大家实在变得遥远了。在速度和效率所带来的紧张和 中，精品之作也离大家越来越远。我不敢说今日市场上的文学作品大多数流于平庸，但在利益的引诱下，可以肯定的是，有等于一部分作品，早已随浮华而去！“流水落花春去也”，这流失了的春华，恰恰是大家最真贵的情商。

啥子时候，大家的作家能够再一次手拍胸膛，咬牙切齿：“不行，最少三年！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