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两重的真诚，超过一吨重的聪明。

1978年5月，中央音乐学院和上海音乐学院在上海联合招生。那时22岁的徐小平，脚登一双塑料凉鞋，手提一只尼龙网兜，怀揣几个茶叶蛋，肩背一架手风琴，从泰兴家乡到上海赶考。他在一个亲戚家里安顿好了之后，便随着滚滚的人流，参加了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和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的答案。

不久，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的复试榜张贴出来了，徐小平榜上无名。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的复试榜还得过些天才能公布，为了节省费用，他决定先返回泰兴老家。临走之前，他告诉亲戚：到了发榜那一天，别忘了到上海音乐学院去看看。如果榜上有他的名字，就赶紧给他拍个电报，以便赶来复试。

嘱托了亲戚之后，徐小平总感觉还不够放心。可上海就这么一位亲戚，还能拜托谁呢？想来想去，他突然想到了在考场上刚刚认识两天的考友——已经29岁的杭州大龄考生王次炤。于是，他在匆匆离开上海之时，把事情又托付给了王次炤，并留下了自己的家庭地址。

那年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在全国只招十个学生，考生之间竞争之惨烈不言而喻。实际上，比徐小平年长7岁的王次炤的心理压力更大，渴望获得复试机会的心情也更迫切。他们不只是刚认识的考友，而且也是竞争激烈的对手。对于后者，徐小平似乎根本没有想到，只是怀着对王次炤的充分信赖离开了上海。

盼到复试发榜的那一天，徐小平早晨起来就开始等电报，等命运的宣判，等到中午，电报还是没有来。于是，他干脆走到邮电局去等，以防邮递员送错。等到下午两点，还是没有任何消息，他郁闷地回到家中，看到爸爸妈妈也在如坐针毡地等待着。

到了下午4点多钟的时候，电报最终盼来了：“电报，电报，小平的复试电报！”街坊邻居纷纷喧嚷起来，爸爸妈妈和他的眼睛立刻都亮了。

可当时从泰兴到上海的班车已经没有了，唯一能在第二天早晨8点前赶到上海参加复试的办法是走水路。他总算赶上了最后一班渡轮，登上了驶往上海的客轮。

那天深夜，另外一份通知复试的电报也进到了徐小平的家里。父母接到这份电报却出了一身冷汗，心想：如果只委托给一个人。而这个人恰恰是发送这份深夜来电的主儿，小平的前途可就毁了！后怕之余，感到庆幸——幸亏有第一份电报！但庆幸之后，又纳闷：上海到泰兴的电报，从发送到收到大概需要4个小时。半夜收到的电报，应该是晚上七八点发送的了。是谁选择这么晚的时间才发电报呢？

一般人都会这样猜测：发第二封电报的不可能是那位亲戚，一定是那位受托的考生。很明显，故意晚发电报，就等于消除了一个竞争对手。

然而，恰恰是在考场上萍水相逢的考友王次炤，在第一时间发出了让徐小平参加复试的喜讯。如果不是这份电报，徐小平的这场大学梦早已断送在扬子江了。

后来那位亲戚如实地说，因为觉得小平根本没戏，所以起初就没去看榜。等到了傍晚信步走到了发榜处时，“居然”看到了他的名字，于是才匆匆地发出了电报，但为时已晚！

最近，徐小平在回忆这段往事时，充满了对王次炤的感激。他说：“我说不清楚，次炤兄后来担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之要职，领导着这个世界一流的艺木学府，和他当年给我发电报之间有什么因果关系，但有一点是肯定的：好人有好报！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，难的是为和自己毫无关系、甚至还有利益冲突的陌生人做好事。”

如果竞争成功是为了压倒对手，那就很难得到人们的钦佩与祝福：如果竞争成功是为了共赢发展，那就一定会得到人们的敬重与拥戴。